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nèi)心規(guī)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 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yè)產(chǎn)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 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 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么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 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fā)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fā)，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yè)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fā)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fā)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qū)的農(nóng)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xiāng)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么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xù)連結(jié)著我們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h志》稱：
“上?？h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xù)，乃以鎮(zhèn)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xiāng)，立縣于鎮(zhèn)，隸松江 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zhì)，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wèi)秀纔，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沈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 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shù)學、兵器、軍事、經(jīng)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shù)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shù)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鴉片戰(zhàn)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shù)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zhàn)，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稁缀卧尽房?0年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jīng)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tǒng)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xiàn)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 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xiàn)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tài)度相當現(xiàn)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zhèn)。著名的交 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xiàn)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 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nèi)。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jīng)是充分呈現(xiàn)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fā)。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xiàn)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shù)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fā)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xiàn)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zhuǎn)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里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么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谝簟?/p>
只要稍稍具有現(xiàn)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wěn)；上海正相反，它側(cè)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 。對于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于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矙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末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shù)不清的淡水河網(wǎng)，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岳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象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島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xié)調(diào)，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jié)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xiàn)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后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fā)戶、流氓 、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涌現(xiàn)；另一方面，大學、醫(y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 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 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里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里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里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面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歷史學家都會頭腦發(fā)脹，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jīng)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xiàn)代沖撞，就不恥辱了嗎？你也可以說它是中國人走向現(xiàn)代的起點，但是，哪一個民族走向現(xiàn)代時的步履會像在上海那樣匆促、慌張、自怯、雜亂無章？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nóng)業(yè)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nóng)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zhuǎn)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墻。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jié)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于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tǒng)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fā)生了針鋒相對的沖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么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于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jīng)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 、人道、自由 、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于經(jīng)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fā)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墻，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復說明，拆去城墻，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jīng)爭論，上海人終于把城墻拆除，成了封建傳統(tǒng)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綁來，一場來自農(nóng)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shù)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nèi)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內(nèi)地負起經(jīng)濟責任。上海轉(zhuǎn)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 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nèi)地農(nóng)村的干部調(diào)入上海；為了防范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zhàn)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nèi)地山區(qū)。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qū)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wěn)。廣州人、深圳人、溫 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jīng)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 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tǒng)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tài)。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tài)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tài)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么性質(zhì)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tài)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它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xiàn)為謙讓，而是表現(xiàn)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zhì)；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xiàn)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tài)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jīng)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么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tǒng)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diào)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qū)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別人不該管的“閑事”范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nèi)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么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里，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zhí)。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瞋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tài)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zhàn)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干嗎要統(tǒng)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xiàn)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zhí)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于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chuàng)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xiàn)，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chuàng)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臺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么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于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于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tài)勢。
根據(jù)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并不是京劇重鎮(zhèn)的上海，以那么長的一個時間衛(wèi)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 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nóng)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xù)批評。對于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 ，演幾臺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 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xiàn)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jīng)營貿(mào)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xiàn)在遞交 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纔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nèi)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xù)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長篇發(fā)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么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么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fā)現(xiàn)聰明過度的浪費現(xiàn)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nèi)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fā)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fā)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zhí)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zhí)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fā)現(xiàn)，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wèi)護和表現(xiàn)。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fā)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fā)泄纔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nèi)ャ@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nèi)ギ嬙O計圖，沒有讓他們?nèi)ゲ倏v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yè)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么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jīng)太大；去參加賭博 ，聲名經(jīng)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纔，應出現(xiàn)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里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xiāng)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yè)員，服務態(tài)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zhí)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xiàn)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xiàn)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xiàn)象迷戀到執(zhí)著的地步，總會釀發(fā)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yǎng)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nèi)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xiàn)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tài)。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fā)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zhì)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于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xiàn)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jié)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guī)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lián)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fā)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nèi)，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tài)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nèi)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tài)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zhì)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tài)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tài)。
傲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于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diào)節(jié)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yè)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jīng)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阿，很少把外國人統(tǒng)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jīng)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jīng)經(jīng)到美國留學。這里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xiàn)。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yè)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yōu)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 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么宣傳，不知怎么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么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jié)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 響音樂會，難以計數(shù)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 又一夜 ，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么一個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養(yǎng)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shù)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纔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學畢業(yè)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qū)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它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并不體現(xiàn)為一個規(guī)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xiàn)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chǎn)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xiàn)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jié)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總鹘y(tǒng)？靠新潮？靠內(nèi)地？靠國際？靠經(jīng)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shù)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纔干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 ，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么風，捧什么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jīng)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jīng)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diào)查，敢于斷言，上海人的素質(zhì)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yè)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fā)。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xù)書寫。
續(xù)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jié)構的調(diào)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jié)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于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chuàng)業(yè)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于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shù)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后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xiàn)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xiàn)。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yè)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chuàng)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矙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么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fā)發(fā)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于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tài)。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tǒng)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拼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zhàn)。連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fā)。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跋耍弄機智，每每墮于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 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但由于他們?nèi)鄙偕?，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于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于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于歸結(jié)歷史的反思形態(tài)，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zhì)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于自己生態(tài)和心態(tài)的盲目守衛(wèi)，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jié)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fā)。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后的規(guī)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jīng)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tǒng)。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zhí)，并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象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jié)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 、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jié)構的群體性體現(xiàn)，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xiàn)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yǎng)地，那么，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讀到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跡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里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驚嘆使我心酸，他們的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么多了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大驚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fā)現(xiàn)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