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獄!
——柳傳志,2004年
宏觀調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鳴響的,大閘則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歷次宏觀調控都有相同的“規(guī)律”,那就是:經濟過熱造成能源的緊缺,引發(fā)激烈的爭奪,于是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不同所有制企業(yè)進行調控和再分配。而在這種調控和再分配中,國有企業(yè)、跨國企業(yè)以及民營企業(yè)獲得的政策待遇“等級”不同。這種現(xiàn)象幾乎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出現(xiàn)一次,形成了30年來的經濟周期。2004年的宏觀調控顯然也沒有偏離這樣的政策邏輯。
中央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依據是,宏觀經濟出現(xiàn)了令人擔憂的過熱景象,特別是在重化工業(yè)領域,投資增長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yè)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shù)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與鋼鐵行業(yè)類似,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底,警笛終于鳴響。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fā)[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fā)發(fā)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yè)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國辦再發(fā)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于嚴格控制部分行業(yè)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yè)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來自審計署、發(fā)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yè)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yè)、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yè)。
首先受到沖擊的是劉永行的電解鋁項目。在2003年11月底,就傳出消息稱,東方集團 的包頭項目和三門峽項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國家發(fā)改委工業(yè)司冶金處的官員對記者說,“他們很多審批手續(xù)不齊全,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國家相關部門已叫停了東方希望在包頭的電解鋁項目,三門峽氧化鋁工程是為包頭提供上游產品的項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審查?!?/p>
跟歷次宏觀調控一樣,總有一些人會成為倒霉的“祭旗者”,我們已經記錄過“傻子瓜子”年廣久、“溫 州八大王”、鄭樂芬等,現(xiàn)在這份名單上又要增加一個名字,他就是正在長江 邊大干快上的戴國芳。富有戲劇性的是,戴國芳進入“暴風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這年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 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占地問題。在南京的采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yè)在長江 邊建鋼廠”。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占地的問題。他們電詢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復是該部并不清楚這個項目。于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 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huán)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后,國家發(fā)改委、國土資源部和環(huán)??偩峙沙稣{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的問題很快從毀田占地變成了違規(guī)建設。處在事件旋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座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么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tài)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的國務院通知下發(fā)后,各地的重化工業(yè)項目投資并沒有降溫 的趨勢。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43%,創(chuàng)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yè)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占地、違規(guī)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浮出水面,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是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的問題也許花錢能夠擺平。于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guī)投資、違規(guī)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fā)現(xiàn)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廢舊鋼鐵價值十幾億元,其中有虛開發(fā)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于管理應承擔相關的責任?!边@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 至當?shù)氐膰惥帧3龊跛A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后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蘇州,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匯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fā)的問題。4月初,一個由9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1年的溫 州“柳市事件”后,中央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lián)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shù)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9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匯報查處情況,將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guī)、企業(yè)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fā)通稿,列舉了聯(lián)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當?shù)卣坝嘘P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guī),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違規(guī)審批征用土地6541畝,違規(guī)組織實施征地拆遷;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二十多億元用于固定資產投資;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xiàn)金管理規(guī)定;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
針對鐵本事件的行政處理亦史無前例,8名政府領導和銀行官員受到嚴厲的懲處。其中,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被處以黨 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顧黑郎被罷免,并給予留黨 察看處分;揚中市委書記宦祥保被撤職;江 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省發(fā)改委副主任秦雁江 、中國銀行常州分行行長王建國等被撤職或責令辭職。戴國芳的家產8萬元被查封。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度嗣袢請蟆吩陬}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以強硬的口吻寫道,“國務院責成江 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鄙缯撏瑫r要求,“各地方各部門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當前特別要把住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有效控制投資規(guī)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堅決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傾向。”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角色表露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此后,眾多民營企業(yè)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yè)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006年3月28日,在戴國芳被羈押兩年之后,鐵本案在常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戴國芳被控罪名為“虛開抵扣稅款發(fā)票罪”,檢察院的指控證據均來自那份自查報告,當初板上釘釘?shù)摹拔遄谧铩睙o一被指控?!?/p>
雷霆萬鈞的宏觀調控,同時還向房地產開刀。地產熱直接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而不斷上漲的房價,已造成大量普通居民買不起房,民怨已漸成沸騰之勢。3月到5月之間,國務院推出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包括:控制貨幣發(fā)行量和貸款規(guī)模;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認真清理和整頓在建和新建的項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節(jié)約資源的活動。其一系列文件和舉措如一道道“金牌”接踵而出:3月25日,推出再貸款浮息制度;4月25日,央行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4月27日,央行以十分罕見的電話通知的方式要求各商業(yè)銀行暫?!巴粨舴趴睢?;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fā)“嚴格土地管理”通知;4月30日,溫 家寶總理發(fā)表“推進銀行改革是整個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的講話;5月1日,銀監(jiān)會宣布“進一步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7項措施。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報刊紛紛發(fā)表言論,對房地產的過熱進行反思甚至情緒性的猛烈聲討……
這一連串緊縮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和強大的輿論營造,不僅改變了投資者的收益預期和消費者購房的價格預期,而且改變了政府對房地產發(fā)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從而直接導致了購買力的迅速下降和樓市成交 量的急速萎縮。
房地產的冬天突然降臨。
隨著宏觀經濟的驟然趨冷,一個幾乎沒有懸念的伴生事實就是股票市場的雪崩。4月3日,就在風雨飄搖之中,號稱“中國最大民營企業(yè)”的德隆集團 召開最后一次高管會議,總裁唐萬新感到“末日”真的要降臨了。這一天正是他40歲的生日。
在過去的幾年里,德隆一直是中國商業(yè)界里最高調,也是最神秘的民營企業(yè)。為了維持德隆系的高價股形象,唐萬新選擇了冒險而激進的擴張策略。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規(guī)模驚人的投資項目,其中包括投資100億元的農村超市集團 、投資60億-100億元的中國最大重型汽車集團 、投資55億元的畜牧業(yè)和旅游項目,這些重量級的項目如一顆顆能量驚人的照明彈,讓人們眼前大亮,不敢逼視。2002年11月,唐家兄弟的老大唐萬里當選中華全國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副主席。他對媒體宣布,“德隆將在三年內,進入‘世界500強’。此時的德隆看上去處在輝煌的巔峰,它宣稱控制了1200億元的資產,擁有500多家企業(yè)和30萬名員工,涉足二十多個領域,儼然中國民營企業(yè)中的“航空母艦”。外界對德隆的實際狀況一直不甚了解,一直到2004年1月,在胡 潤公布的“2003年資本控制50強”中,德隆唐氏仍以控制217億元的上市公司市值赫然位列諸強之首。
而事實上,德隆早已病入膏肓。后來,唐萬新承認,早在“2001年之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為了不讓德隆系的股價高臺跳水,他陷入苦戰(zhàn)。資金的調度成為德隆生存的頭等大事,公司形成了一個“頭寸會”制度,每天下午3點準時召開,風雨無阻。唐萬新是“頭寸會”的總調度人,他每天親自主持會議,旗下各金融機構把當天的危機程度和數(shù)據以及“頭寸”寫在黑板上,然后唐萬新根據風險程度逐筆拍板,決定哪一筆頭寸解決哪一筆危機,精確至每1元錢。唐萬新拍板的過程一般10分鐘就結束,然后把當天“頭寸會”的統(tǒng)計報表用碎紙機碎掉,防止流失到外面及留下記錄。
唐萬新做的最后一次掙扎是試圖直接進入地方城市的商業(yè)銀行。德隆從大型商業(yè)銀行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而國內城市商業(yè)銀行則有百余家之多,資產總額5500億元,存款4500億元。如果能夠進入,德隆將真正形成實業(yè)投資與金融緊密結合的財團 模式,并有可能徹底地將自己洗白。2002年6月,德隆通過6家影子公司控股昆明市商業(yè)銀行,成為總計持股近30%的大股東。9月,它又通過湘火炬出資,購得株洲市商業(yè)銀行增擴后總股本的11.73%,同時,它還染指長沙市商業(yè)銀行和南昌市商業(yè)銀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德隆先后與至少6個城市的商業(yè)銀行達成了控股或參股的協(xié)議。在民營企業(yè)高歌猛進的2003年,德隆對金融業(yè)的滲透被認為是民營資本進入壟斷領域的嘗試。對唐萬新來說,他的目的其實就是三個。其一,進入銀行董事會后,可以用各種項目及關聯(lián)公司之名,從中獲取資金。后來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德隆從山東一個城市商業(yè)銀行獲得的貸款量就達到了40億元之巨。其二,在股市上炒作參股金融的概念,支撐及刺激已顯疲態(tài)的德隆系股票。其三,如果參股成功,甚至城市商業(yè)銀行獲準上市,那么,德隆的“產融結合”戰(zhàn)略將畢其功于一役。
然而到2004年初,德隆的資金困境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唐萬新將德隆系內幾塊質量較好的資產都相繼質押給了銀行卻仍舊無法緩解積重難返的斷血之虞。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宏觀調控大閘陡然落下,與此同時,德隆試圖進入城市商業(yè)銀行的報告被銀監(jiān)會駁回。局勢終于惡化到無法自控的地步。4月2日,德隆史上最后一次全體高層會議在沉悶的氣氛中召開,會議決定了最后的一次“自救行動”,發(fā)動德隆機構的所有員工都去購買“老三股”,部門經理1萬股,普通員工1千股。站在“不惑之年”門檻上的唐萬新傷感地說,“這道坎過去了,德隆還會有更美好的未來,若過不去,大家再也沒有機會坐在一起開會了?!?/p>
真正意義上的災難從10天后正式開始了。先是合金投資率先跌停,接著“老三股”全線下挫,數(shù)周之內,股市就將德隆過去5年所創(chuàng)造的奇跡和紙上財富全數(shù)抹去,流通市值從最高峰時的206.8億元下降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億元,旦夕間蒸發(fā)將近160億元之巨。【這年7月,中央政府決定由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全權托管德隆的所有債權債務事宜,德隆被肢解出售。12月,武漢市檢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由逮捕唐萬新。2006年4月,唐萬新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及“操縱證券交 易價格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和40萬元罰款?!?/p>
德隆系如同一只跛腳的巨獸,它的可怕崩塌,很快連累噤若寒蟬的股市。年初,滬深兩市曾經開出過一個小陽春,滬市股指從2003年11月的1307點升到這年4月7日的1783點,然而,隨著宏觀調控的來臨,股市應聲下挫,在德隆系的狂跌效應下,市場哀鴻遍野,股指屢屢破位下行,輕破1300點等歷史關口和心理關口,到年末,上證綜合指數(shù)和深證綜合指數(shù)分別收于1266.5點和315.81點,比年初分別下降15.4%和16.6%。創(chuàng)下2000年以來的新低點。
在30年企業(yè)史上,2004年是繼1997年之后的第二個“崩潰之年”,昂然進軍上游壟斷行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幾乎全軍覆沒,而那些對宏觀風險缺乏防范經驗的企業(yè)也付出了慘重的學費。除了鐵本和德隆之外,相繼爆發(fā)重大危機的大型民營企業(yè)還有IT業(yè)的托普、房地產業(yè)的順馳,以及顧雛軍接手的科龍和張海收購的健力寶等。
在本輪宏觀調控中,行政手段的威嚴出乎絕大多數(shù)觀察者的預料。在1月份的一次年會上,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將處在一個重要的關口上”,面對過熱的投資,必須實施宏觀調控手段,不過,“應該主要采取市場經濟的辦法,而不是依靠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因為政府對微觀經濟進行干預,采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常常是勞而無功,甚至會對經濟效益造成很大的損害?!?/p>
8月份的《商務周刊》在一篇評論中頗為矛盾地寫道:這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市場。一方面,國務院就投資體制改革發(fā)出號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合理界定政府職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風驟雨般的宏觀調控中,卻飽受市場各界和多位經濟學家“行政干預”的指責。
然而,對于中央政府來說,采用如此強硬的直接干預手段似乎也是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