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會說IMF非常傲慢。他們會說IMF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IMF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 的。他們會說 IMF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fā)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他們說的不錯。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lián)问澜玢y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IMF和美國財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p>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fā)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制退休”了。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國財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制著世界銀行的運作。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強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tǒng)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全球化”持消極態(tài)度。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面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陰謀”。事實上，從操作層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shù)?，每一個數(shù)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陰謀”，那確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shù)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jié)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陰謀”出在政策層面（Policy Level）上。經典戰(zhàn)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lián)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索羅斯與美聯(lián)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xiàn)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結果在波蘭“振蕩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財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輸血”下，波蘭的“振蕩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北極熊”被經濟“大夫”們放上手術臺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后，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手術”卻出了意外，“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振蕩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政策層面”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層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系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確立美元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xiàn)，羅斯福在1933 年廢除了傳統(tǒng)的金本位體系后，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系（Gold 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將美元兌換成黃金。而布雷頓體系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只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幣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制，IMF是歐洲人坐頭把交 椅，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國財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贊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于賦予了美國財政部（１７％投票權）一票否決權。而在世界銀行，由于是美國財政部挑選行長，在完全掌握人事權的情況下，只有很少的情況下才設置８５％贊成票的門檻，以便提高“效率”。這就是玩“政策設計”和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系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精彩”的概念：“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來構筑未來的世界貨幣框架，“特別提款權”就是所謂的“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于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這可是人類歷史上一項空前的“發(fā)明”，人為地規(guī)定某種“紙幣”永不“貶值”，等同于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fā)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系的國際承諾的崩潰。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后，“特別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一籃子”貨幣匯率掛鉤。至今，這一凱恩斯４０年代就構想出來的“世界貨幣”也沒能發(fā)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系后，IMF和世界銀行的歷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里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shù)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 在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shù)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歷史上最大的賄賂發(fā)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涌到葉利欽那里?！?/p>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 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 化意味著資本自由 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 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 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yè)生產能力，吸干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暴動。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 Unrest）。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 選舉的總統(tǒng)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tǒng)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只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 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 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zhàn)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將當?shù)厝嗣裨{咒致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2004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注。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形象而細致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zhàn)的秘密金融戰(zhàn)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后，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于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只能歸罪于私人公司的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說發(fā)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大量舉債，債務要遠遠高于實際需求，以確定債務必將出現(xiàn)無法償還的情況。為了讓當政者嘗到甜頭，數(shù)億美元的金錢賄賂隨時現(xiàn)金支付。當債務無法清償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國際銀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鮮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條件就是出讓國家重要資產，供水系統(tǒng)、天然氣、電力、交 通、通訊等產業(yè)。
如果“經濟刺客”的工作不見效，則派出中央情報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殺國家領導人 ，如果“豺狗”也失敗了，最后就是動用軍事機器發(fā)動戰(zhàn)爭。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經濟刺客”的任務，導致印尼嚴重負債。后來作者又前往沙特，親自操盤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國”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計劃，為基辛格后來成功游說沙特,離間OPEC組織立下汗馬功勞。后來，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馬、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國，屢立奇功。當2001年911事件讓作者痛楚地感覺到美國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這樣一批“經濟刺客”的出色工作時，作者終于決心說出真相。紐約各大出版社竟無人敢出版他的自傳，原因就是書中的內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寫書的事很快在“圈子里”傳開了，一家國際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請他“坐冷板凳”，條件就是不要發(fā)表該書，這算是一種“合法”的賄賂。當2004年，作者頂著風險和壓力出版該書后，幾乎一夜 之間，該書就成為美國最暢銷的小說。之所以選擇小說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擔心如果以紀實體出現(xiàn)的話，難免招惹無妄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