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心理診斷而患有人格失調(diào)癥的人，逃避責任的程度常常相當嚴重。人人都有逃避責任的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30歲時，幸運地得到了麥克·貝吉里的指點，才克服了輕度人格失調(diào)傾向。當時，在貝吉里主任負責的精神科門診部，我擔任醫(yī)生并接受醫(yī)療培訓。和其他醫(yī)生一樣，我負責接待新來的病人?；蛟S是我責任心太強（不管是對待病人還是職業(yè)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工作量遠遠多于其他同事。別的醫(yī)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則要接待兩三次，造成的結(jié)果可想而知：我看著其他醫(yī)生每天下午四點半，就會陸續(xù)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診排到晚上八九點鐘，不得不在門診部持續(xù)逗留，這使我感到不滿和怨恨，疲勞感與日俱增。我意識到必須改變這種局面，不然我肯定會崩潰的。我去找貝吉里主任反映情況，希望他給我安排幾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時間跟上工作進度。我暗自揣測：“他應該覺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對嗎？還有，他是否想過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呢？”在貝吉里主任的辦公室，他耐心而認真地聽我抱怨，一次也沒有打斷我。我說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對我說：“哦，我看得出來，你遇到麻煩了?！?/p>

他的關心和體諒，讓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來，笑著說：“謝謝您。那么，您認為我應該怎么辦呢？”

他回答說：“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斯科特，你現(xiàn)在有麻煩了?！?/p>

這是什么回答啊，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悅。“是的，”我再次問道：“您說得沒錯，我知道我是有麻煩了，所以才來找您的。您認為我該怎么辦呢？”

他說：“斯科特，你沒把我的話往心里去。我剛才聽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狀況，你現(xiàn)在的確有麻煩了?！?/p>

我激動地說：“好啦，好啦，真是活見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煩了，我來這里之前就知道了?？蓡栴}在于，我究竟該怎么辦呢？”

“斯科特，”他回答說，"好好聽我說，我只和你再講一遍，你要認真聽好：我同意你的話。你現(xiàn)在確實有了麻煩！說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煩和時間有關。是你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所以不是我的事。

你，斯科特·派克，你在處理時間表上出了問題，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真是不成體統(tǒng)，我氣得要命，猛然轉(zhuǎn)過身，大步走出貝吉里的辦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對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續(xù)了三個月。我堅信他患有嚴重的人格失調(diào)癥，不然怎么可能對我的問題漠然置之呢？我態(tài)度謙虛地請他幫助，可這個該死的家伙，不肯承擔起他的責任，哪里還有資格做門診部主任！

作為門診部主任，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到底還能做什么呢？

三個月過后，我意識到貝吉里主任沒有錯，患有人格失調(diào)癥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時間是我的責任，如何安排時間，應由我自行負責，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權(quán)處理優(yōu)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時間治療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選擇的結(jié)果?？吹酵聜兠刻毂任以鐑扇齻€鐘頭回家，當然令我感到難受。妻子抱怨我越來越不顧家，同樣令我感到難過和憤懣，但這不正是我自行選擇的結(jié)果嗎？我的負擔沉重，并非是職業(yè)的殘酷性使然，不是命運造成的結(jié)果，也不是上司殘忍的逼迫，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方式。出現(xiàn)問題，是我沒有及時改變工作方式。想通了這一切，我的狀況就有了改變。對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們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懷不滿，這實在毫無道理，因為我也可以像他們那樣安排時間。憎恨他們自由 自在，其實是憎恨我自己的選擇，可是，這種選擇卻讓我引以為榮，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為個人行為承擔責任，難處在于它會帶來痛苦，而我們卻又想極力規(guī)避這種痛苦。我請求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時間，其實是逃避自行延長工作時間的痛苦，但這是我選擇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權(quán)力。我是在請求對方：“為我負責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們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或組織，就意味著我們甘愿處于附屬地位，把自由 和權(quán)力拱手交 給命運、社會、政府、獨裁 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將其所著的討論納粹主義和集權(quán)主義的專論命名為《逃避自由 》，可謂恰如其分。為遠離責任帶來的痛苦，數(shù)不清的人甘愿放棄權(quán)力，實則是在逃避自由 。

我有一個熟人，他頭腦聰明，卻郁郁寡歡。他經(jīng)常抱怨社會上壓迫性的力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缺乏人性的企業(yè)軍事化管理。他對鄉(xiāng)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長發(fā)，更是感到不滿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應當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賴父母，當然情有可原，父母獨斷專行，孩子也沒有選擇的余地。對于頭腦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們則可不受限制，做出適合的選擇。誠然，選擇也不意味著沒有痛苦，自由 不意味著與痛苦絕緣，不妨“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壓迫性的力量，可是我們有足夠的自由 與之對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長發(fā)的鄉(xiāng)下，卻又堅持要留長發(fā)，實際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對于留長發(fā)應該更加寬容）或索性剪掉長發(fā)；他甚至可以為捍衛(wèi)留長發(fā)的權(quán)利，參加警長職位的競選。奇怪的是，他卻沒意識到他擁有上述選擇的自由 。他哀嘆缺少政治影響力，卻從未承認個人的選擇力。他口口聲聲說他熱愛自由 ，與其說壓迫性的力量讓他受到傷害，不如說是他主動放棄自由 和權(quán)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滿選擇而牢騷不斷，不再終日與煩惱、憂愁、憤怒和沮喪為伴。

希爾德·布魯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學研究》前言部分，這樣解釋一般病人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感覺自己不能夠‘對付’或者改變現(xiàn)狀，因此產(chǎn)生恐懼、無助感和自我懷疑?！贝蠖鄶?shù)病人力不從心的根源，在于他們總想逃避自由 ，不能夠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生活承擔責任。他們感到乏力，在于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療，他們就會知道，作為成年人，整個一生都充滿選擇和決定的機會。他們接受這一事實，就會變成自由 的人；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永遠都會感到自己是個犧牲品。